2019年起 税务部门将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

第二，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只有经政府颁发许可后，私人所有者才可开发（第十二条）。

遗憾的是，其成果多为简单的援用行政法基本原理与制度规范，尚缺乏对交通警察权的深入研究。本市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变化客观上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提升街面治安防控能力。

尽管，交通警察不属于交通警察权对象要素的范围，但是，因其行为而引发的单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违法行为的存在，亦是应当关注的。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负责交通安全与交通秩序是由交通警察这一专门警种完成的，交通管制是公安机关交通警察的当然任务。主要表现为交通辅警人员一定程度担当了交通警察的角色，以及巡警具有与交通警察相当的主体资格。（三）交通事故 一般意义认为，交通事故，是指发生在交通工具之间、交通工具与人之间的伤害事故。[[6]]（P71）而在道路交通法治实践中，更多的表现为个体化的权力主体和群体化与个体化相结合的权力主体。

在此背景下，交通警察的范围也随之得到扩充。倘若交通警察在面对日常事务中的交通事故与交通违法行为之时，径直依据实体法规范加以处理，而缺乏必要的程序性要素，那么，交通警察的行为可能存在以下两种风险与危害。事实上，早在中世纪，为了补贴公共开支，英国就已经开始收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私有土地带来的涨价。

其次，相较国家主导，私人申请开发更符合报告所坚持的土地管理不扼杀市场自主性的目的。在英格兰普通法/判例法传统中，土地征收要补偿的规则源远流长。[[19]]1940年《巴洛报告》（Barlow Report）指出：工业过分集中……给国家的命运和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政府应采取明确措施解决。报告认为，征地后的建设很可能不单给被征收人的临近土地造成增值，也会对未经征收者的临近土地带来增值。

[[40]]但恰是基于这一原因，厄斯瓦特委员会拒绝了上述建议，认为把如何处理租期届满后的问题留待未来，不确定性极大，不利于私人和市场形成稳定预期。[65]程雪阳，见前注[4]，页89。

联系中国的土地公有制道路，两者的惊人相似让人无法不感叹。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其主要特点如下：第一，规划覆盖英国全境，地方政府有义务制定为期二十年的规划（第五条）。以指标控制为中心的计划式土地管理体制[[63]]。

1942年报告显示，英国曾考虑过国有化所有权，目的是绕过价值漂浮和转移机制，加强国家土地管制权。随后，出于公共目的的开发建设，如公园、医院等，由政府自办。不难理解，之所以不允许所有者单个、分散地主张补偿，为的是绕开价值漂浮机制。[3]Arthur Nelson, Rick Pruetz and Doug Woodruff, The TDR Handbook: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Programs, Island Press, 2013，p.5. [4]参见程雪阳：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页76—97。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土地发展权国有论和私有论均不能有效解释和引领改革，应一并摒弃。

第三，无论是哪种增值收益分配方式，既不能完全归公，也不能完全归私，而应追求公平的地利共享。因此，战后头几年里，英国土地开发市场极不活跃，严重阻滞国家重建。

尊重私有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市场自行运作和限制公权力干预始终是立法者无法忽视的重要价值。这是让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陷入深刻合法性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也显然偏离了中国推行土地公有制的初衷。此外，1919年征地法将征收补偿标准由主观价值替换为基于收益最大的潜在用途的市场价值。[6]陈柏峰，同上注，页99—114。特别是考虑：（a）如何稳定待开发或须重新开发的土地的价格。本文揭示的英国经验表明，这种绑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既不成立，也不必要。

因此，作为土地发展权的自然延伸，土地增值收益一次分配应归国家，只是在二次分配时应注意适当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水平，并同时对不面临征收的农民做均等化的转移支付，从而更好地实现地利共享。[[37]]复归权国有化的法律含义是英国境内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统一转变为租赁权（leasehold interests），原所有者变成国家的租户。

[[62]]然而前文分析表明，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准确判断个案中土地增值收益究竟缘于何种贡献因素，都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计划配置土地资源扼杀个人和市场的自主空间，降低效率。

[[51]]但问题是其适用范围有限：对某一个具体的公共建设项目，回购很管用，因为仅涉及相邻土地，政府容易确定购买对象。第二，规划范围不包括建成区和乡村，只针对城镇（第五十四条第一款）。

这样一个必然结论并不意味着个人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将受到压抑，但……国家应决定个人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在何处运用。但随之而来的是该市城郊另一地块或其它城市的某一地块早日被开发的几率增大，地价上涨。这将导致个人利益和土地私有者的意愿屈从于公共利益。这是英国第一次以成文立法规定规划导致的增值部分归公。

它本质上就不可能是静态的。这让1947年规划法做出上述选择：在土地利用问题上，国家扮演规划/管理者而非所有者，既避免行政机构膨胀，也利于市场配置资源。

第三，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制定规划（第五十四条第二款）。那么，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后，如何解决支付补偿和土地开发两个问题？ 首先，报告建议以特别方式有偿国有化发展权。

[[61]]从这个角度观察，对于农地而言，我国现行用途管制制度本质上就是发展权国有制度，即农村集体自行转用开发农地面临一般性禁止。程雪阳：也论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与贺雪峰先生商榷，《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页120—130。

[[4]]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语境下，这里的私有并非指私人所有，而是指非国家所有，即集体所有。[[58]] 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后的数十年间，土地增值税并未彻底消失，而是几起几落。关键词:  土地发展权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规划法 土地开发控制土地管制 一、引言：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中国问题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是中国当下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议题。当然，两者之间没有一道清晰、恒定的界线，而取决于特定社会和时代对好邻居或公民义务的界定。

相关论述的基本内容为：第一，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故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天然享有农地发展权。这使其不敢在规划制订过程中进行开发，以免与日后通过的规划相冲突。

这造就了所有权可分的观念传统，为日后英国国有化土地所有权中的一束——发展权奠定了基础。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一体两翼的战略部署。

既有研究的视野也基本局限于此。这在工业化和交通能力有限的早些年间或许是必然选择，但到了现今的发展阶段就不可再延续了，它阻碍我们有限的自然资源获得适当和高效利用。